心繫信仰的波斯猶太人回憶錄

心繫信仰的波斯猶太人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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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10

我依然與源於第一聖殿時期的傳統緊密相連

照片來源：波阿斯．巴赫洛（Boaz Bachrach）提供

雖然當我們全家離開伊朗西部遷往以色列時，我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但我心中仍然繫著那條可追溯至第一聖殿時期的傳統脈絡。

現代伊朗常因其核野心、對以色列的攻擊，以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政府對西方的敵意口號而登上新聞頭條。很難想像，不久前伊朗還是一個世俗、和平且自由的國家，是由與猶太人和以色列友好的巴列維國王統治。而我，正是在那樣的伊朗出生的。（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通常簡稱為沙阿（Shah），是伊朗最後一位沙阿，統治時期為 1941年至1979年。）

我1950年出生於伊朗西部庫德斯坦（Kurdistan）地區，靠近伊拉克邊界的文化重鎮「薩克茲市」（Saqqez）。這是個歷史悠久且虔誠敬畏神的猶太社區，據傳我們的族群可追溯被亞述王西拿基立（Sancheriv of Assyria）放逐的十支派，甚至更早，可能在第一聖殿（Beit HaMikdash）被毀後，我們的利未人（Leviim）祖先被擄，並未如同其他人一樣回歸以建第二聖殿。

那時的薩克茲位於兩千年前古代巴比倫（Bavel）的地界，當地猶太人講的語言是亞蘭語（Aramaic），也就是塔木德和翁克魯斯譯本（Onkelos）所用的語言。我們家說的就是這樣的亞蘭語，混合了幾世紀以來吸收的一些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詞彙。我們家族延續許多古老的問候語，例如親戚見面會說：「dachyet」（亞蘭語「dachia」，意為「你潔淨了嗎？」）。這種對小孩來說不尋常的問候語，或許保留自聖殿時期遵行潔淨律法（Taharah）的遺風。

在我還是幼童且尚未搬到以色列之前，我們全家只會說一種語言。直到今天，當我打開塔木德學習時，亞蘭語（Aramaic）從來不是我需要努力克服的部分，感謝主（baruch Hashem），我如今已經進入第四輪的「每日一頁」（Daf Yomi）學習循環。

我們家族是虔誠敬畏主的人，嚴謹遵守猶太教律法（halachah），也熟習「卡巴拉」（Kabbalah，猶太神秘主義）。我們持守古老的傳統，包括履行「義務婚」（yibum）的誡命：當我祖父的兄弟去世，未留下子嗣時，庫德斯坦（Kurdistan）的猶太宗教法庭（beit din）要求我的祖父娶寡嫂為妻（儘管他當時已與我祖母結婚）。

我們這個古老的社群在數千年的流亡（galut）歷程中，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根。然而，這一切在1948年都改變了。儘管庫德斯坦的猶太人已在當地居住了好幾個世紀，我們內心從未停止渴望歸回以色列之地，尤其是耶路撒冷。當以色列國正式復國時，我們終於看見夢想成真的希望。這份對聖地的熱愛並非出於政治立場，而是深植於信仰中，我們的社群將以色列復國視為「最終救贖」（Final Redemption）的開始。

首先，整個薩蓋茲（Saqqez）的猶太社群齊心一志，一同搬遷到首都德黑蘭。當時，以色列與伊朗關係友好，還派遣飛機來接我們全體出發。那是在1951年，來自庫德斯坦的數百個家庭，與來自中東各地的數千猶太人一同踏上移居新生國度的旅程，將夢想化為現實。

（幾十年後的2022年，伊朗革命衛隊〔IRGC〕「道德警察」殺害了摘下頭巾的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薩蓋茲成了伊斯蘭壓迫的象徵。那片我的父母曾經熱愛並渴望再訪的故土，隨著1979年的伊朗革命，徹底改變，再也無法回去。）

雖然我們滿懷激動踏上前往以色列的旅程，但這場大規模的回歸（aliyah）也並非沒有挑戰。離開伊朗時，我們每人僅被允許攜帶一件行李箱。有人試圖變賣家當，但非猶太人知道我們即將離開，便拒絕購買任何財產。人們幾乎是兩手空空地離開。抵達以色列後，我們也不能接續在庫德斯坦的職業。我父親在薩蓋茲時是一名會計師，但語言障礙和資格認證讓他一開始無法從事該領域的工作。直到五年後，他通過必要的考試，才得以重返專業領域。

隨著來自整個中東穆斯林國家的移民激增，新生的以色列國面臨為數十萬新公民尋找居所的巨大挑戰。起初，我們與其他來自中東的猶太人一同被安置在哈代拉（Hadera）附近的帳篷城。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這就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猶太人所面對的現實。然而這種狀況無法持續，政府必須迅速尋求解方。

在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許多阿拉伯人受到其領袖鼓動，棄家逃離耶路撒冷的許多社區。這些被遺棄的地區後來被重新規劃，用以安置蜂擁而至的移民。我們一家便被安排到耶路撒冷南邊的塔爾皮奧特（Talpiot）地區，那裡原是一片荒蕪的土地，我們建起了過渡營地（ma’abarah），住的是臨時搭建的鐵皮屋。這裡條件雖然比帳篷好一些，但也差不了多少。在以色列的頭四年，我們沒有電，也沒有室內自來水設施。

在冬天的雨季裡，雨滴打在鐵皮屋頂上，聲音刺耳，常常嚇得孩子們開始哭鬧。屋外泥濘不堪，一走出去就陷入由雨水形成的厚重爛泥之中。冬天的耶路撒冷濕冷刺骨，屋內卻沒有任何暖氣。到了夏天，這些鐵皮屋就像烤箱一般悶熱，四周沒有任何樹木可以遮蔭，也無法躲避炙熱的陽光。這裡沒有衛生設施，沒有浴室，沒有自來水。我們只能步行到公共水井打水。連購買基本食物如雞蛋、食用油、糖和茶，都必須出示政府發放的配給券。配給券數量有限，是為了確保需求不會超過供應。當時因為食物極度短缺，營養不良與疾病在兒童和老人之間極為普遍。

除了過渡營地（ma’abarot）本身的惡劣條件外，將數以千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中東猶太人安置在極度擁擠的環境裡，也導致了無數爭吵與文化衝突。而塔爾皮奧特（Talpiot）過渡營靠近約旦邊界，卻沒有清楚的界線標示。猶太人經常聽到從邊界傳來的槍聲，有些人不慎接近未標示的邊界，甚至因此受傷或喪命。

事實上，約旦人所帶來的問題並不限於塔爾皮奧特地區。我的外祖父母被安置到耶路撒冷馬米拉（Mamila）社區雅法路盡頭一棟被遺棄的阿拉伯人建築中，緊挨著約旦與以色列軍隊之間的非軍事區（無人區）。他們家的陽台正對著老城城牆，而僅僅約一百英尺遠的地方，便有約旦士兵架著槍。外祖父母常常告誡我不要走上陽台，因為那裡太危險，約旦士兵隨時可能開槍。

那一帶地區非常危險，約旦人不時從無人區朝以色列軍方陣地投擲石塊，甚至開槍射擊。我兒時的一個朋友就因不小心走進非軍事區，踩到地雷而失去了一條腿。由於我外祖父母的家靠近約旦軍隊的陣地，以色列士兵經常會出現在他們家的屋頂，與敵軍對峙。在住棚節（Succot）期間，外祖父母會在屋頂搭建棚屋（succah），並邀請那些當時沒執勤的士兵們一同上棚與我們共度節期。

1955年，我們從塔爾皮奧特（Talpiot）的過渡營搬到耶路撒冷的卡塔莫寧／戈嫩（Katamonim / Gonen）社區，政府在那裡為新移民建造了小型公寓。雖然我們仍然沒有電，但至少有了自來水和室內排水設施。那時我已有兩個弟弟，一家五口擠在一間狹小的套房中生活。兩年後，我們搬到稍微大一點的公寓，這次終於有了電。

卡塔莫寧與其他低收入地區類似，是一個充斥著犯罪與爭鬥的貧民窟。因為買不起玩具和遊戲，街坊的孩子們只好自己找樂子。有時候，為了湊錢買玩具或腳踏車，我們甚至會去挖黃金，因為傳說在1948年阿拉伯人撤離時，曾把金子埋在房子裡，那些房子如今早已變為廢墟。這些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我有一位親戚，在1950年代住在馬米拉地區一棟被遺棄的阿拉伯房屋裡，曾在拆牆時真的發現牆裡藏有黃金。

我們其他的「遊戲」還包括跳上路過卡車的保險桿，搭便車到社區內的不同地方，還有在冬天玩泥巴滑梯。有一次，我父親從軍隊後備役中獲得24小時休假，回家時帶回一把槍、手榴彈和其他彈藥。我們趁他睡覺時，偷偷拿了一些子彈丟進屋外的火堆裡看它們像火箭彈一樣爆炸。

雖然以色列政府盡力運用有限的資源為大量移民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但宗教設施方面卻極為稀缺。社區裡沒有猶太會堂（shuls），因為政府希望優先建造住房，而非宗教設施。我們只好在學校和幼兒園裡聚會，在安息日和節期時進行禱告。有一群年輕學生（bochurim）會從附近的波拉特約瑟夫猶太學院（Yeshivat Porat Yosef）分校過來，教導孩子們學習妥拉，並用糖果作為誘因，吸引孩子們來學習妥拉。不過，除此之外，當時並沒有組織化的猶太經典教育（塔木德妥拉Talmud Torah）。

（將近二十年後，拉比奧巴迪亞．約瑟夫（Rav Ovadiah Yosef ztz”l）成為以色列塞法迪猶太教大拉比，立志要「讓塞法迪（Sephardic）傳統與誡律重現昔日輝煌」。他積極推動政府與以色列及海外的富有塞法迪人士出資，在卡塔莫寧及全國各地建立會堂與猶太學校。如今的卡塔莫寧（部分地區已被更新與富裕化）擁有許多美麗的會堂（shuls）與研經院（batei medrash）。）

對我們來說，這一切的轉變很難適應。在我們的庫德斯坦家鄉，所有猶太人都是遵行妥拉的。雖然我們鎮上只有大約250個猶太家庭，卻有好幾座猶太會堂（shuls），都有固定的禱告會（minyanim）。那裡有猶太兒童宗教學校（cheder），還有一間小型的猶太學院（yeshivah），由曾在巴格達猶太學院研習的拉比們（rabbanim）教授猶太宗教課程（Limudei Kodesh）。然而，許多新移民在這個幾乎沒有宗教基礎設施的新國家裡，信仰生活逐漸滑落，眼睜睜看著猶太人的傳統生活方式（Yiddishkeit）一點一滴消失。那些曾經充滿宗教熱忱的社群，也慢慢失去了昔日的火熱。

但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條屬靈的生命線，就是我的祖父（saba）。雖然他不是拉比（rav），也不是備受敬仰的學者（talmid chacham），但他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終其一生都專注於學習妥拉，也致力於庫德社群的公共事務（tzarchei tzibbur）。在伊朗，他是薩格茲（Saqqez）猶太會堂的財務。我經常跟著祖父一起去臨時搭建的會堂，有時整個安息日都和祖父母一起過。祖父也總是確保我進入宗教學校接受教育。

同時，我父親也對社群裡缺乏猶太會堂感到憂心。1957年，他與另外三位來自薩格茲的朋友一起自發募款，在卡塔莫寧為庫德社群建造了一座會堂。這座會堂至今仍屹立不搖，只是現在外貌大不相同。當時有一位虔誠的建築承包商想在會堂所在的街區興建高樓住宅，因此他答應先在街對面建一座嶄新的會堂，之後再開始蓋住宅。

1967年，我讀高中最後一年時，會從卡塔莫寧搭公車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學校上學。但在那年猶太曆的以珥月26日（26 Iyar），一切突然改變。空襲警報突然響起，我和同學們沒去參加歷史科的考試，而是躲在學校的防空避難室度過了一天。這是六日戰爭（Six Day War）的第一波攻擊，約旦的砲火向耶路撒冷如雨般地傾瀉而下。

儘管我後來能夠徒步回家，且我們住的地區不在主要攻擊線上，但戰爭其實已經近在咫尺。我們可以看到照明彈、聽到爆炸聲，也親眼看到以色列的戰機攻擊吉洛山區（Gilo mountain area），那裡是約旦軍隊的砲兵陣地，就在伯利恆（Beit Lechem）附近。接下來的幾天，我幾乎能在我們建築物的屋頂上，看著機槍掃射的場景。我還親眼看到一架以色列戰機在拉結墓（Kever Rachel）附近被擊落。但奇蹟發生了：僅僅三天內，整個耶路撒冷，包括老城（Old City），回到猶太人手中，再過三天，猶大（Yehudah）、撒馬利亞（Shomron）、西奈半島（Sinai）和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也都回到了猶太人手中。我們離老城走路距離不遠，所以成為第一批在哭牆（Kotel）禱告的平民之一。

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和朋友們便收到以色列國防軍（IDF）的徵召令。我與一群宗教背景的學生一起報到，那時以色列國防軍首席拉比施洛莫．戈倫（Rabbi Shlomo Goren）親自接見了我們每一位，他在尋找可以擔任軍中拉比的宗教士兵，以負責各前線單位的宗教事務。不過我覺得自己不適合做軍中拉比，因為我不太熟悉猶太律法（halachah），也對那樣的角色沒有信心。最後我被指派負責訓練准軍事高中生成為新兵。

儘管我沒有成為軍中拉比，我仍堅持參與部隊的宗教生活，而這往往並不容易。軍隊對宗教表示尊重，只要它不妨礙軍事任務。例如，若你要參加清晨點名，那你就得更早起床去做早禱（daven）。

我三年服役期的最後一年正值以埃消耗戰爭（War of Attrition）期間，那時西奈半島、戈蘭高地以及約旦河谷常遭受到敵軍的砲擊。我記得有一個安息日下午，我們駐紮在耶利哥以北且面向約旦山區邊緣的敵軍陣地的地點。那天本應該是我們休息的時間（因為安息日不安排訓練），但卻遭遇猛烈砲擊。有一顆砲彈落在離我約三十公尺遠的帳篷裡，造成數名士兵死亡。我立刻抓起烏茲衝鋒槍與頭盔，奔向掩蔽處躲避，直到空軍對約旦砲兵陣地發動有效反擊，將約旦河對面的整座山頭都點燃了熊熊大火，砲火才終止。

在約旦河的日子結束後，部隊單位的一部分被調回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原基地，在那裡我們可以獲得更新且更準確的情報消息，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應對敘利亞的軍事砲擊。有一次，我們接獲即將遭受砲擊的預警。我當時負責管理一隊士兵，特別擔心站在基地大門哨亭的那名士兵，因為他離防空避難所太遠。最後我設法聯繫上他，叫他趕緊躲到哨亭旁的壕溝裡。他才剛進壕溝，那個哨亭就被直接擊中，完全炸毀。

靠著神的憐憫（B’chasdei Hashem），我們那次和之後的砲擊中，全體士兵都平安倖存。但僅僅三年後，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中，我們的作戰部隊在奪回黑門山（Mount Hermon）戰略高地的激烈戰鬥中，有幾位士兵不幸陣亡。

那段期間，我期待著能夠回歸平民生活，在希伯來大學就讀。就是在那裡，我遇見了未來的妻子南希（Nancy，希伯來名 Nissa），當時她是羅格斯大學（Rutgers）的大三學生，在以色列進行一年交換學生。

但平靜的日子沒持續多久。以色列邊境的局勢日益緊張，到了1973年贖罪日的前夕，各方跡象顯示另一場戰爭即將爆發。就在贖罪日下午，當我與數千位身披禱告巾（taleysm）的男子在會堂中禱告（davening）時，我被召集離開，被指派負責通知其他希伯來大學的學生回到各自的軍事基地。整場戰爭期間，我們家所有成年男性都被徵召服役，我的弟弟在阿里爾．沙龍（Ariel Sharon）的部隊中深入西奈半島，該部隊最終突破蘇伊士運河，包圍了埃及第三軍，為戰爭劃下終止符。我則駐守在別是巴（Beer Sheva）附近，我們部隊負責協助傷兵送往各大醫院，所以不論官方報告如何，我都親眼見證了戰爭帶來的慘烈損失。連我父親也被派駐守在耶路撒冷老城，以防在兩線作戰時，當地的阿拉伯人引發騷亂。

這都是50多年前的事了。雖然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一整段嶄新人生，但我仍想在這樣的日子裡，分享我早年的故事。贖罪日戰爭結束後，我從希伯來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前往美國攻讀商業與會計碩士，後來成為註冊會計師（CPA）。我和南希在美國結婚，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的高地公園的愛迪生（Highland Park-Edison）地區一帶，至今已超過四十年。如今我們的家庭早已成為典型的美國虔誠猶太人家庭，但我心中仍有一部分，始終是那個來自薩格茲、在聖地開啟新生活、努力抓緊祖輩傳承的庫德／伊朗猶太男孩。

如今新聞版面充斥著有關伊朗激進宗教統治者的消息，我們卻依然記得那個曾經寧靜的年代，那也是我們個人救贖旅程的起點。

願全體以色列民（Klal Yisrael）不久將來都得見最終的救贖（Final Redemption），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飛彈，只有那真實可觸的聖潔與救贖（geulah）。

 

 

 

 

 

 

文章來源：猶太家庭週刊（Mishpacha）波阿斯．巴赫洛（Boaz Bachrach）
文章日期：2025/07/0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申命記6:2
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何西阿書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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