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猶太孩童從德黑蘭回歸的旅程

波蘭猶太孩童從德黑蘭回歸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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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8

這是一群波蘭猶太孤兒在伊朗找到庇護的故事。

猶太大屠殺的歷史，常常沿著一幅大家熟悉的陰暗圖像展開：縫在外套上的黃色大衛之星、在抵達的月台上被拆散的家庭，以及納粹占領下的波蘭，從焚屍爐升起的濃煙。當90％的波蘭猶太人被困在猶太區的圍牆之內，或奧斯威辛（Auschwitz）、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與貝爾賽克（Belzec）的鐵絲網之後，卻有超過25萬名猶太人找到了出路。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期間，一道狹窄的逃生窗口打開了：數十萬猶太人朝著唯一能去的方向逃亡，他們向東，逃往蘇聯去。他們的求生路線在地理上繞得令人暈頭轉向。蘇聯境內的猶太難民多半最後進了西伯利亞的奴隸勞工營，或在中亞瀕臨餓死，但有一小群大約1,000名來自波蘭的猶太孩童與青少年（其中多數是孤兒），卻在戰爭期間設法離開蘇聯領土，並在一個陌生的新世界找到庇護，也就是沙阿（Shah）時代伊朗的首都。

這就是「德黑蘭孩童」真實的歷史記述。

約1942年，在伊朗的「德黑蘭孩童」。

 

在蘇聯成為難民

後來被稱為「德黑蘭孩童」的這群孩子，並不是從華沙或羅茲（Łódź）的某一間孤兒院集合而來。戰前，他們彼此不認識，也不是孤兒。他們是普通的猶太小孩，過著平凡而安穩的生活，有父母，也有兄弟姊妹。地理、社會階層與宗教虔敬程度把他們分隔開來，直到戰爭爆發才把他們聚在一起。

在波蘭東北部的小鎮奧斯特魯夫馬佐維茨卡（Ostrów Mazowiecka），9歲的哈南．泰特爾（Hannan Teitel）過著受父親啤酒廠庇護的生活，那是一個充滿甜穀物與麥芽氣味的世界，由一家人以傳統猶太家庭的生活步調過日子。在波蘭的另一角，5歲的納坦．福克斯（Natan Fuchs）在卡托維治（Katowice）的公園裡玩耍，在這座文化氣息濃厚的歐洲城市裡，他是家中備受呵護的弟弟。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他們的平凡生活就此結束。德國空軍刻意採取恐怖轟炸戰術，把城市中心夷為平地，並特別鎖定猶太社區。倖存者回憶，德國飛行員以貼近樹頂的高度飛行，離地只有50到100英尺，用機槍掃射街上的猶太平民，近到受害者看得見飛行員的臉和護目鏡。

大多數猶太家庭抓起能帶走的東西，逃往東邊的森林。泰特爾一家在一輛商用卡車上裝滿冬衣、食物、珠寶和現金，慌亂地往波蘭東部開去。

為什麼往東？1939年，納粹德國從西面和北面包圍了波蘭西部。南邊的斯洛伐克實際上是納粹德國的傀儡國，境內駐有德軍。唯一能逃的方向就是東邊，往波蘭內陸深處去，目的是躲開危險。對猶太人來說，還要躲開一個外來反猶政權的迫害。

當時，沒有人知道德軍會以多快的速度橫掃全國。一般民眾以為波蘭軍隊會在波蘭東部集結，從那裡把德軍擊退。9月17日，蘇聯軍隊進入波蘭東部，有系統地接管了這個地區，讓所有人措手不及。這是依照「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中的祕密條款行事，這份條約是蘇聯與納粹德國在納粹入侵前一週才簽下的互不侵犯協定。然而，對許多猶太人來說，蘇聯至少比納粹德國更好一些。

有25萬到30萬名猶太難民成功越界，進入蘇聯占領的波蘭東部，在科韋利（Kovel）、利維夫（Lvov）和比亞維斯托克（Bialystok）這類邊境城鎮安頓下來。我的祖父母也在其中。九個月裡，他們住在擁擠的臨時公寓，忍受嚴重的糧食短缺，還不斷受到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蘇聯祕密警察）的監視。波蘭猶太難民面對一個殘酷的兩難：接受蘇聯公民身分，便永遠被困在蘇聯；或是登記返回納粹占領下的波蘭。大多數人選擇在恐懼中觀望，盼著有第三條路。

那條路始終沒有出現。

在史達林眼中，凡是拒絕蘇聯公民身分，又不肯回到德軍防線後方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或潛在的間諜。1940年6月29日深夜，軍靴聲在科韋利與利維夫的樓梯間迴盪。NKVD只給每個家庭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打包。一夜之間，75,000到90,000名猶太難民被圍捕，塞進「特普盧什卡」（teplushki），那是一種木製貨車廂，裡面裝了簡陋的臥鋪，地板上挖一個洞當廁所。接下來幾個月，又有40,000到50,000名猶太人遭到逮捕，被流放到東邊。

火車一路駛入蘇聯內陸深處。幾個星期裡，難民透過車廂的板條縫隙往外看，歐洲的地景逐漸變為蘇聯的偏遠地區，像是極北地區的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的幽暗森林，以及烏拉山（Ural Mountains）嶙峋的山峰。不過，大多數猶太難民最後到的是西伯利亞的冰封荒野。他們被丟進「特別移民區」，那是被亞寒帶森林包圍的奴隸勞工營。

約1938年，哈南．泰特爾與家人在波蘭的奧斯特魯夫馬佐維茨卡（Ostrów Mazowiecka）。

哈南．泰特爾那時剛滿10歲，眼看著父母在零下的氣溫中被迫砍伐巨大的樹木，日漸消瘦。納坦一家和另外17個人擠在同一間冰冷的營房裡。食物嚴格按工作配額發放，工人若沒達到工作配額，孩子的麵包配給就減半。人們開始因為體力耗盡而死去。

儘管條件如此嚴酷，回頭來看，西伯利亞還是比烏克蘭的殺戮坑或波蘭的死亡集中營好。史達林把他們流放到幾千英里外的東方，卻在無意間讓12萬到14萬名猶太難民躲過了一年後到來的納粹入侵，哈南．泰特爾與納坦．福克斯都在其中。

在中亞成為孤兒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叛史達林，對蘇聯發動大規模入侵。那些先前躲過蘇聯流放，還留在波蘭東部的猶太難民，此時循著同胞在前一年夏天所走過的路，從步步進逼的德軍面前，逃往蘇聯內陸更深處。

史達林陷入恐慌，急需西方盟友，於是與波蘭流亡政府簽署條約，立即「特赦」所有被困在蘇聯勞動營裡的波蘭公民，讓他們在蘇聯境內可以自由移動。大批骨瘦如柴的人一下子「自由」了，卻被困在離家幾千英里的地方，沒有錢、沒有食物，也沒有冬衣。波蘭仍在納粹占領之下。因此，NKVD向數十萬波蘭難民發放旅行文件，不分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把他們送上火車。他們的目的地是中亞。

這個地區氣候較溫暖，糧食供應也較充足。新成立的波蘭流亡軍隊也正在那裡招兵，這給了難民一條可能離開蘇聯的出路。對蘇聯來說，那裡是遠離前線與方便安置難民的地方，而且極需勞力採收棉花和穀物，以供應戰爭所需。

難民湧入蘇聯的鐵路系統，有人坐在車頂，有人攀在車廂之間的緩衝器上，有人徒步。從西伯利亞和蘇聯其他偏遠地區南下烏茲別克、哈薩克和塔吉克的這條路，是一場純粹的消耗。等他們終於抵達，對食物的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德軍的入侵早已重創蘇聯的供應體系，把這個地區推入災難性的戰時饑荒。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國籍的難民死於飢餓、斑疹傷寒和瘧疾。

1941至1942年：掙扎求生

在撒馬爾罕（Samarkand）和塔什干（Tashkent）這類古老的伊斯蘭商業城市，人行道上真真實實地躺著一排排奄奄一息的波蘭猶太難民。雖然許多孩子早在德軍轟炸波蘭時或西伯利亞的勞動營裡就已失去家人，但他們大多數是在1941到1942年間，在中亞這裡成為孤兒的。納坦．福克斯的父親卡羅爾（Karol）在撒馬爾罕的一間泥屋裡，因為飢餓而逐漸衰竭。臨終前，納坦和姊姊齊娃（Ziva）被帶去見他最後一面。卡羅爾瘦得不成人形，宛如幽靈，與他們記憶中的父親判若兩人。。幾小時後，他過世了。

德黑蘭孩童營地裡的餐廳。（照片來源：Yad Vashem）

同一個令人窒息的烏茲別克夏天，辛德爾（Zindel）與魯赫拉．泰特爾（Ruchela Teitel）看著他們的孩子哈南和蕾吉娜（Regina），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如果孩子留下來，全家都會餓死。數千名猶太父母心碎地做出最大的犧牲。他們走到波蘭流亡政府與當地蘇聯機關正在設立的孤兒院門口，把孩子交出去，然後轉身離開。他們知道，登記在案的孤兒院能優先領到美國猶太聯合救濟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DC）和紅十字會提供的外交配給。

哈南．泰特爾後來回想這件事，說：「我的父母想救我們，他們當時選擇將我交給孤兒院是對的。」

然而，波蘭人經營的孤兒院是禍福參半。許多孤兒院充斥著惡毒的反猶主義。猶太孩子被波蘭職員和其他孤兒毆打，被罵作「殺害基督的人」，被禁止說意第緒語，還得跪下背誦天主教禱文，才能領到每天那一碗稀湯。

為了活下去，猶太孩子之間像一個緊密的群體，彼此忠誠，互相照應。年紀大的孩子成了代理父母。10歲的孩子牽著4歲孩子的手，夜裡輕聲哼唱意第緒語搖籃曲，好讓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誰。

難民社群裡的錫安主義活動人士看出了這種可怕的處境，便與設法進入蘇聯的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特使一起，展開一項祕密行動。他們在撒馬爾罕和阿什哈巴德（Ashgabat）租下泥磚房，建立地下猶太孤兒單位，把孩子聚在一起，重新教他們希伯來歌曲，並保護他們免於虐待。

安德斯的撤離之路

到了1942年初，蘇聯在史達林格勒面對德軍猛烈的進攻，拒絕繼續供養波蘭平民，包括那些孤兒院。安德斯將軍（General Anders）當時正在中亞組建安德斯軍（Anders Army），那是一支由獲釋的勞動營囚犯組成的波蘭部隊，準備對抗軸心國。各方達成一項外交協議，要把他的部隊，連同數量嚴格受限的平民家屬，經由裏海（Caspian Sea）撤往英國占領下的伊朗。各方為了撤離名單，展開一場激烈的行政角力。波蘭當局有系統地把天主教徒波蘭人排在猶太難民之前。在超過10萬個名額中，只有極少數分給了猶太人。

一名德黑蘭孩童在旅途中的某個停靠站，在火車上睡著了。

耶路撒冷猶太人事務局的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與埃利亞胡．多布金（Eliahu Dobkin）發動一場密集的外交攻勢，直接與波蘭流亡政府的內閣部長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law Kott）以及英國官員交涉，主張基於人道理由，必須優先撤離這些飢餓的猶太孤兒。

這個策略奏效了。猶太人事務局靠著美國猶太人聯合救濟委員會（JDC）數十萬美元的緊急撥款，確保猶太孤兒單位被納入安德斯軍的撤離行動。

孩子們被塞進火車，送往蘇聯港口「克拉斯諾沃茨克」（Krasnovodsk），再被擠進蘇聯油輪和運煤船的骯髒貨艙。他們在悶熱中漂流了好幾天，橫越裏海，駛向自由。他們也一路擔心蘇聯反悔，把他們拖回去。船終於在伊朗的巴勒維港（Pahlavi，今「安札利」港）靠岸時，眼前的景象令人難以承受。數千名瘦弱不堪的難民踏上海灘。他們的頭髮被剃光，以防斑疹傷寒和頭蝨。身上布滿疥瘡、潰爛的傷口，以及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浮腫。

孩子們走下舷梯時，猶太人事務局的代表站在碼頭上，急切地在波蘭難民的人海中辨認出猶太孩子，以防他們被混入一般的軍事運輸體系與從此不知去向前，把他們分出來另外編組。

德黑蘭的庇護所

從裏海岸邊，孩子們搭乘軍用卡車，翻越蜿蜒的厄爾布爾士山脈（Alborz Mountains），進入德黑蘭所在的谷地。在年輕的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的統治下，伊朗政府向這波湧入的難民開放邊界。英軍清出首都東郊一座名為多尚塔佩（Doshan Tappeh）的前伊朗空軍訓練基地，這座帳篷城很快就以「德黑蘭猶太兒童之家」之名傳遍猶太世界。

孩子們經過清洗和消毒之後，見到了多年不曾見過的食物。倖存者亨里克．格林伯格（Henryk Grynberg）後來成為知名作家，他回憶那種感官上的衝擊：

「我們看到堆得像山一樣的白麵包、像山一樣的糖，還有真正的奶油。我們不知道該先做什麼。有些孩子因為吃得太快而噎住，有些孩子則把麵包埋進土裡，因為他們害怕麵包會被拿走。」當時他們無法相信，明天還會有食物。猶太新年是回顧過去一年以及為來年訂立目標的好機會。花時間進行這樣的反思，能讓全家人更真切地體會這個節日的主題與意義。

醫護人員必須嚴格控制餐量。孩子的消化系統因為長期飢餓而嚴重萎縮，若直接吃下一頓完整的飯可能致命，而且確實有人因此喪命。

「我們得重新教他們怎麼坐在餐桌前。」一位被派來管理營地的猶太人事務局特使回憶，「好幾個月，他們睡覺時都把麵包皮塞在枕頭底下。對飢餓的恐懼，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他們。」

輔導人員注意到，這些孩子不知道怎麼玩正常的遊戲。他們玩的是前蘇聯KGB前身的中央政治警察機關「NKVD」遊戲，互相假裝逮捕對方，或是玩「葬禮」遊戲，在營地的塵土裡挖小小的墳。這直接反映他們在烏茲別克目睹數千具無人埋葬的屍體的經歷。

一場不可思議的跨文化相遇就在這裡發生。德黑蘭有一個根基深厚的古老波斯猶太社群，他們是第一聖殿被毀後從猶大流亡至此的後裔。他們說波斯語，穿傳統的東方服飾，遵行鮮明的米茲拉希（Mizrahi，中東猶太人）習俗。而這些孤兒則是膚色蒼白，且說著意第緒語和波蘭語的阿什肯納茲（Ashkenazi）孩子，他們來自東歐的猶太小鎮（shtetl）。

然而，孤兒到來的消息一傳到「瑪哈萊」（Mahalleh，德黑蘭的猶太區），文化的隔閡就消失了。波斯猶太社群把這些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富裕的家庭開車到營地門口，一車又一車送來新鮮的石榴、柳橙、小黃瓜和傳統波斯薄餅，而且還是每天都送過來。因為孩子和當地猶太人沒有共通的語言，只能靠肢體動作和情感來溝通與交流。

倖存者齊波拉．切爾尼亞克（Tzipora Tscherniak）回憶起一個讓整個營地都哭泣的時刻：

「當地的猶太婦女走進營房。她們一句話也沒說。她們只是看著我們剃光的頭和瘦得只剩骨架的身體，就跪倒在地，開始哭泣和搥打自己的胸口。她們把我們抱進懷裡親吻，彷彿我們就是她們死而復生的。」

定期來訪的波斯猶太婦女，會把最小的孩子抱到腿上。這些孩子的母親都已命喪烏茲別克的田野。這些波斯猶太婦女會替孩子們清洗傷口，梳理剛長出來的頭髮，縫補過於寬大的衣服。

到了1942年底幾個重要的猶太節期，這些孩子已完全融入當地的猶太社群。波斯猶太社群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帶來傳統甜點，讓孩子們在社群的愛裡過住棚節和光明節。當地的猶太會堂為孤兒舉行特別的禱告會，社群領袖則動用在伊朗國會的政治關係，維護營地的安全，防範當地同情支持軸心國的人。

幾個月過去，多尚塔佩成了一座充滿活力的青年村。孩子們學希伯來歌曲、接觸農業，一步步重新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來自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的青年輔導員（madrichim）刻意把以色列地的應許（Eretz Yisrael）當作一種治療的工具，告訴孩子們，他們要去的地方，再也不會有人把他們鎖進運牲畜的車廂。

通往錫安之路

德黑蘭從來只是一個暫時的停靠站。然而，在1939年英國《白皮書》之下，由於擔心激化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當地阿拉伯居民的衝突，當局嚴格限制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德黑蘭孩童也因此被困在政治的繁文縟節之中，遲遲無法離開。

1943年，「德黑蘭孩童」搭上前往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的火車。（照片來源：Central Zionist Archives提供）

1942年底，伊朗爆發麵包危機，情況才有了改變。超過10萬名盟軍部隊與116,000名波蘭難民造成糧食短缺，引發暴力騷亂。情勢緊迫之下，英軍終於斬斷行政申請程序，決定撤離孤兒。

回家最自然的陸路，是向西穿過伊拉克，進入外約旦（Transjordan，今約旦），再越過邊界進入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但這條路被封住了。伊拉克政府拒絕讓他們過境，他們認為這些孤兒將來會成為支持錫安主義的人，進而改變巴勒斯坦的人口結構。1941年法胡德事件（Farhud，一場反猶屠殺）之後局勢脆弱，伊拉克政權也擔心，一支公開的猶太車隊穿越伊拉克，會引發民族主義者暴動。面對這道封鎖，猶太人事務局與英軍設計了一條複雜而迂迴的海上航線。

人群在以色列哈代拉（Hadera）的火車站等候德黑蘭孩童抵達。

1943年1月3日，多尚塔佩的大門正式關閉。孩子們此時身體已經恢復，穿著整齊且充滿活力。他們被送上卡車，往南穿過崎嶇的伊朗內陸，抵達波斯灣畔的沙普爾港（Bandar Shahpour）。他們在那裡登上英國軍用運輸船「杜內拉號」（HMT Dunera），這艘船載著他們往東航行1,500英里，方向相反，前往喀拉蚩（Karachi，今屬巴基斯坦），那裡當時是英屬印度境內盟軍的大型後勤樞紐。波斯灣的港口沒有西行的客輪，但喀拉蚩有。啟程之前，孩子們在一處過境營地待了幾個星期，喀拉蚩當地人數不多的猶太社群為他們送來熱食、乾淨衣服和玩具。接著他們登上第二艘船「諾拉利亞號」（SS Noralea），向西橫越阿拉伯海，穿過曼德海峽（Bab-el-Mandeb），沿紅海北上，抵達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

1943年2月，一群德黑蘭孩童在阿特利特（Atlit）火車站。

1943年2月18日，最後一段路程開始了。870名孩童在300名成人（輔導員與照顧者）陪同下，登上一列英國軍用火車，列車沿著穿過西奈沙漠的鐵軌前行。火車越過邊界、進入以色列地時，鐵軌兩旁站滿了人。建國前的猶太社群，幾乎讓整個經濟停擺下來迎接他們。

火車駛進雷霍沃特（Rechovot）、羅德（Lod）、哈代拉和賓亞米納（Binyamina）的車站時，數萬人擠滿月台。穿著黑色長大衣的老人、穿卡其短褲的基布茲年輕人與抱著嬰兒的婦女並肩站著，忍不住當眾哭了起來。人們把手伸進敞開的車窗，把一箱箱新鮮柳橙、巧克力和手工玩具遞給孩子。

大衛．本－古里安與猶太人事務局的其他領袖在雷霍沃特登上火車，有的人就站在月台的車窗邊，正式迎接這些孩子。對一個每天都收到報告，得知歐洲的家人正被有系統地滅絕的猶太群體來說，德黑蘭孩童的到來讓人們重新燃起希望，證明猶太人的未來無法被撲滅。

亨麗埃塔．索爾德（Henrietta Szold）迎接德黑蘭孩童。（照片來源：Nadav Mann／Bitmuna，由Hadassah提供）

火車抵達終點站阿特利特時，迎接的隊伍由亨麗埃塔．索爾德帶領，她是哈達薩（Hadassah）的創辦人，也是青年阿利亞（Youth Aliyah）的負責人。索爾德花了好幾個月安排孩子們抵達後的各項事宜，並親自站在阿特利特的月台上，她負責他們下車、接受健康檢查，再轉送到過境營地等的工作。

終於回家

1949年，也就是德黑蘭孩童初抵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的六年後，一場悲喜參半的重逢發生了。哈南．泰特爾的母親蘆海拉（Ruchela）獨自一人抵達新成立的以色列國。他的父親辛德爾曾在西伯利亞和中亞的苦難中倖存下來，卻在同一年死於德國一處難民營裡的肺結核。猶太新年是回顧過去一年以及為來年訂立目標的好機會。花時間進行這樣的反思，能讓全家人更真切地體會這個節日的主題與意義。

蘆海拉在海法港走下船時，哈南面對的是許多同伴都經歷過的那種令人心碎的震驚。波蘭童年裡那對健壯的父母，變成了瘦弱且雙頰凹陷的陌生人，身上背著戰爭歲月無聲的重量。多年的分離，加上孩子已經變成說希伯來語的以色列人，讓彼此之間的情感隔閡暴露無遺。

同為德黑蘭孩童的本－錫安．托梅爾（Ben-Zion Tomer）道出了這些百感交集的重逢中，眾人共有的麻木感。他回憶自己望著倖存母親流淚的臉時，帶著悲傷與罪疚感輕聲說：「媽媽，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想哭，卻哭不出來。」

德黑蘭孩童的父母，絕大多數沒能在戰爭中活下來。這些孩子被分送到以色列各地的基布茲和青年村，譬如「艾因哈羅德」（Ein Harod）和「本謝門」（Ben Shemen）。他們學會希伯來語，成為這個新興猶太國所不可或缺的公民。

1943年，德黑蘭孩童抵達以色列地。

這群孩子歷經13,000英里的顛沛流離，其中有人後來成為以色列最傑出的領袖。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後最危急的最初幾個小時，雅努什．本－加爾（Yanush Ben Gal）將軍守住了戈蘭高地，而他就是德黑蘭的孩子之一。曾任以色列國防軍南部軍區司令的海姆．埃雷茲（Haim Erez）將軍，也是其中一人。

哈南．泰特爾後來在以色列空軍服役48年。艾力克斯．吉拉迪（Alex Giladi）則成為以色列廣播與體育媒體的先驅，並長期擔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委員。本－錫安．托梅爾成為深具影響力的作家、詩人與劇作家。他在1962年推出的代表作《影子的孩子》（Yaldei HaTzel，英譯 Children of the Shadows），是以色列最早正面探討這類議題的重要戲劇作品之一，他描寫「德黑蘭兒童」及其他大屠殺倖存者在融入以色列社會時，所面對的心理隔閡、倖存者的罪惡感與身分認同掙扎。

最後，曾被塞進牲畜車廂逃難的孩子，成了建設以色列國的一整個世代。

 

 

文章來源：「愛希」網站（Aish）
文章作者：艾維．艾布拉姆斯（Avi Abrams）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126:1-2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以賽亞書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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