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媒體在大屠殺受難者紀念日報導
海法之家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以色列媒體在大屠殺受難者紀念日報導ICEJ海法之家
二戰期間,黛博拉·萬納(Debora Wanner)的德國祖母還是一名青少年,她在埃特林根(Ettlingen)小鎮領導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如今,近兩年萬納一直在海法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志願擔任理療師,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是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和Yad Ezer La-Haver慈善組織(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對朋友伸出友誼之手) 共同合作服事。
「我覺得有責任承認已經發生的事實,」35歲的萬納說。「我不能改變過去,但我可以改變現在…… 還有未來。我只能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可以做個旁觀者,也可以表明立場。我決定表明我的立場。」
萬納說她祖母的世界在二戰後崩潰了。她離開的時候下定決心,再也不被他人盲目引導,要做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朋友。她成為了一名基督徒,訪問了以色列,並在家中灌輸了對這個猶太國家的愛。
萬納是在海法之家志願服務的三位德國基督徒之一,她們在新冠病毒爆發時決定不返回德國。她們留下來,因為她們知道,如果她們離開,這個家將無人取代她們。52歲的老人護理護士娜塔莉亞·奧克斯(Natalia Ochs)已經在海法之家做了兩年半的志願者。23歲的克斯汀·霍夫曼(Kerstin Hoffman)在完成眼科學業後,通過一個德國政府的方案,來這裡做了一年的志願工作。當病毒大流行爆發時,為了留在以色列再待一年,她離開了這個方案。
奧克斯出生在俄羅斯,她的父親是德國人,她在德國生活了24年,這或許為其他長期志願者開闢了道路。她會說俄語和德語,能輕鬆地與當地居民交流,她每天都去看望他們。
在93歲的蘇菲·萊博維茨(Sofie Leibowitz)的公寓裡,奧克斯檢查了血壓,並查看了讀數。奧克斯回憶起她第一次去萊博維茨的公寓去自我介紹時,萊博維茨在她的面前關上了門,說她不需要任何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開始重視奧克斯的陪伴。
「我很高興我能和她說話,不是每個人都能說德語。」萊博維茨說。
她補充,志願者給予了他們很多的愛,倖存者們則回報這份愛。萊博維茨的父母都死於涅斯特里亞集中營(今日的聶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境內),那裡是納粹大屠殺期間羅馬尼亞猶太人被送去的地方。估計有27.5萬到50萬猶太人在這些集中營中死於飢餓、疾病、死亡行軍(強迫移動)和大規模處決。
她說,而那些服務於海法之家倖存者的志願者,他們的背景與這些歷史是無關的。 「他們沒有任何過錯。那是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的過錯。已經快80年了,我們現在在以色列,已經過去了。」她說,「我們不介意他們的宗教。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他們的確幫助了我們。」
我們的一員
2008年, Yad Ezer La-Haver慈善組織(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對朋友伸出友誼之手)的創始人兼董事西蒙·薩貝格(Shimon Sabag)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大屠殺倖存者來到該組織的施粥處免費用餐後,創辦了海法之家。薩貝格的希臘裔母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下來,他建立了這個家園,為有需要的倖存者提供老年護理。
新冠病毒流行期間的首批預防措施之一是遠離老年人,因此個人不再能探訪大屠殺倖存者,只有少數志願者能在養老院繼續他們的工作。以色列迅速推出的疫苗現在能讓志願者再次探訪倖存者。
「這在我心裡非常重要,」萬納說。92歲的芬妮·澤勒科維奇(Fanny Zelekovic)親切地稱她為「Devoraleh」,當時她溫柔地按摩芬妮的四肢以緩解嚴重的關節炎帶來的疼痛。
「她就像我的家人,我的姐妹,」澤勒科維奇說。 「她有顆金子般的心。」澤勒科維奇仍記得七歲時被帶離羅馬尼亞學校,並且不被允許外出上街。這麼多年後,她仍然感覺得到離校前來自基督朋友的一記耳光的刺痛。為了躲避納粹及其羅馬尼亞同夥,她和母親、哥哥一起躲了起來,父親則另覓棲身躲避之所。
戰後,他們最終來到了以色列的海法,澤勒科維奇在這裡成家。如今,她有19個曾孫/曾孫女。 「我不在意一個人是土耳其人、西班牙人還是德國人。」她說。 「重要的是他們是人類。她要能對自己作的事負責。」
萬納承認,她起初很擔心倖存者會如何對待她,「但從第一天起,我就受到了歡迎,甚至被愛著,」她說。
去年,在海法之家舉辦的大屠殺受難紀念日儀式上,萬納試圖保持低調,但兩位倖存者示意她坐在他們中間的一張空椅子上,稱她為「我們中的一份子」。
「這讓我哭了。他們真的接納了我,」她說。
一份新的關係
據估計,以色列四分之一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生活在貧困之中。隨著年齡的增長,許多倖存者會重歷童年的創傷,需要更多的關注,薩貝格說。
2010年,薩貝格向多個組織尋求資助以建立海法之家,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是唯一回應的。薩貝格與這個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群體合作,籌得資金買下了海法之家的第一幢樓的一樓。幾組來自基督徒使館安排的德國雜活工幫助翻修,一名隸屬於基督徒使館的芬蘭女性志願在房子裡擔任長期護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海法之家協調員尤迪特.塞茨(Yudit Setz)來自荷蘭,自1985年以來一直在耶路撒冷為ICEJ志願服務,她在2018年搬到海法,開始管理更多志願者的到來。來自英國、德國和瑞士的大約40名雜活工志願為現有的公寓進行翻新和維修服務。
第二年,塞茨招募了目前的三個長期志願者,現在正在通過與德國政府合作的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德國分部和世界志願者組織(World Wide volunteers)招募下一批的成員。
「志願者們的工作很出色。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薩貝格說。
「她們住得離我們很近,每天都和倖存者們在一起。對於一個離家到這兒做志願者的女性,她是帶著強烈的奉獻願望來的,她全身心投入她的工作。」他補充。
「我感受到來幫助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強烈呼召。我知道我能真正地幫助這裡的人。」奧克斯說。「對我來說,能在這裡工作是個奇蹟。」
她說,有時候傾聽倖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比她能提供的任何醫療幫助更寶貴。她知道他們把自己的一個重要部分託付給了她,而且她正在思考如何將這些回憶傳遞給他人。
92歲的尤迪特.赫茨科維茨(Yudit Herzkowitz)前臂上的數字已經褪色,但她的記憶卻沒有。13歲時,她的母親、祖母和弟弟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她與他們被迫分開。她的父親被送往東德的煤礦工作,於1944年去世。她和比她小一歲的妹妹在集中營裡呆了六個月。接著赫茨科維茨被帶到一家工廠工作;但她的妹妹並沒有。除了一位姨媽倖存,她失去了所有的家人,赫茨科維茨獨自一人來到以色列。
「你不能一概而論,」她說。她坐在奧克斯旁,牆上掛滿她13個曾孫/曾孫女的照片。「我被解救時,一位德國護士幫助了我。娜塔莉亞每週來我這裡兩次,她非常想幫忙。如果志願者問我的故事,我就告訴他們。但我不會主動談起。我不看紋身上的數字。」
「建立關係並不容易,但隨著時間的流動,他們逐漸打開心房。」奧克斯說。 「這是為什麼我知道我在正確地方的原因。人們對我敞開心扉,這裡有內心破碎的孩子,我可以像媽媽一樣照顧他們。一些倖存者去世的時候,我在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了這種平靜。」
現年88歲,身材嬌小活潑的查亞.卡斯皮(Chaya Caspi)每天都在等待著柯絲亭.霍夫曼(Kerstin Hoffman)的來訪。她是最年輕的志願者,也是一名一般性工作的助手――她給倖存者們送來信件,幫助他們做一些雜事和預約醫療。
「柯絲婷昨天來了,給我煮了茶,帶了草莓,」卡斯皮握住霍夫曼的手說。她說,她有一個女兒在亞特利特(譯者註:Atlit,以色列的一個沿海城市),一個兒子在澳大利亞,柯絲婷每天的陪伴對她幫助很大。 「每當我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就拿起我的手機打給柯絲婷。」
「我在一個基督徒家庭長大,所以從兒時起支持和祝福以色列就一直是一個話題,」霍夫曼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治愈已發生的創傷,但我們可以建立新的關係。對我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幫助他們;他們的人生已經在最後階段的幾年了。」
她知道,在未來的歲月裡,一切將取決於像她一樣的人,他們與倖存者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故事,繼續帶著他們的見證。作為一個非猶太人,成為故事的見證者可能更為重要。
「當他們敞開心扉,告訴我他們故事的細節時,我很榮幸,」她說。 「有時他們說他們是家裡唯一的倖存者。我告訴他們,我很高興他們現在在這裡,我可以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卡斯皮才8歲時,羅馬尼亞納粹同夥帶走卡斯皮的父親和兩個哥哥,她的父親回到了家,但她的兄弟們再也沒有回來。她和她的父母及另外兩個兄弟姐妹從聶斯特里亞集中營(今日的聶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境內)倖存下來,來到了以色列。她的兩個哥哥的放大照片掛在她床對面的牆上。
「難道她需要為她祖父或其他人的所作所為負責嗎?」卡斯皮一邊說,一邊靠在霍夫曼身上拍拍她的手。「對我來說,她是我的親人;對她來說,我不是隱形的。」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4/08
翻譯:Zhouhaodi Li
校稿|編審|台灣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
以賽亞書54:7-8
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
禱告方向:
為這些德國的義工感謝主,他們正代表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和全球基督徒實質地以僕人服事,來撫平過往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的裂痕和傷害,求主也興起華人的義工來服事各類有需要的猶太人!
感謝您繼續關注追蹤支持台灣ICEJ,最近因官網網站需要重整更新,若您訂閱本週台灣ICEJ電子報,為避免您在官網上訂閱電子報發生問題,以及我們因重整更新收不到您的來信,煩請您來信Email向我們訂閱 [email protected],留下您的訂閱者姓名與您要收信的Email address即可。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