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亞專題：回歸浪潮史（一）

阿利亞專題：回歸浪潮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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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6

第一次回歸（1882-1903）

為現代猶太家園的奠定基礎

1882年至1903年間出現的「第一次回歸」是猶太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錫安主義運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篇章。這段時期，大約湧入了兩萬五千至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他們主要來自東歐，還有一小部分來自葉門。這些早期回歸以色列的先驅者受到多種因素的推動，包括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俄羅斯帝國的大屠殺以及在歷史悠久的以色列土地上重建猶太人家園的熱切盼望。

這些猶太移民（希伯來語Olim）滿懷著熱情踏上這趟現實中充滿挑戰的征途。他們不但擁有一個猶太國家的夢想，更抱著以復甦這片土地來實現這個夢想的決心。他們建立了第一個現代農業定居點，稱為「莫沙瓦」（moshava），例如「里雄萊錫安」（Rishon LeZion）、「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和「茲克倫雅科夫」（Zichron Yaakov）。這些定居點是新社會經濟結構的前身，後來成為復國前猶太社區屯墾區（希伯來文Yishuv伊舒夫）的主要架構。

「第一次回歸」的先驅們在其祖傳土地上，也為猶太文化的復興奠定了基礎。他們在「復興希伯來語」並「使其成為一種口說的語言」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力，這對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和團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希伯來語成為錫安主義精神的強大象徵，也是將來自不同背景的移民融合在一起的實用工具。

「第一次回歸」還見證了第一批希伯來語學校、文化社團和文學界的建立。在文化復興的同時，還成立了第一批猶太自衛隊，這是為了保護新的定居點免受不時爆發的暴力事件。

在經濟方面，「第一次回歸」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先驅者們引進現代農業技術和農作物，例如雅法橘，成為該地區的標誌性產品。儘管當時面臨許多困難，包括缺乏資金、瘧疾以及與當地阿拉伯居民的緊張關係，但定居者們仍然堅持下來。他們的成功吸引了艾德蒙．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等知名猶太人士的慈善支持，透過他們的資金援助和專業知識，在支持早期屯墾區（Yishuv）的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回歸」啟動並且定義了該地區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關係。雖然這些屯墾區與阿拉伯鄰居的關係大體上都很和睦，但隨著猶太移民的增加，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未來幾年也隨之加劇。

「第一次回歸」留下了重大的意義。這些早期猶太定居者的決心和成就為未來的回歸（阿利亞）浪潮奠定了實踐和思想基礎。他們所建構的定居、農業創新和文化復興模式，為後代定下根基，使他們得以將其發揚光大。先驅者們的遠見卓識和辛勤努力為1948年以色列復國邁出了「第一步」，使「第一次回歸」成為猶太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章。

第二次回歸（1904-1914）

社會主義的影響與文化轉型

「第二次回歸」是錫安主義運動的一個關鍵階段，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蓬勃發展和大屠殺（特別是「基希訥烏大屠殺」Kishinev pogrom）餘波的推動下，約四萬名猶太人從俄羅斯帝國來到巴勒斯坦。這一波移民浪潮從1904年持續到1914年，而「年輕」、「政治活躍」和「集體團結一致」的精神為這波移民潮的代表性。

這些移民帶來狂熱的社會主義思想，對巴勒斯坦的社區和農業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回歸」促成第一個基布茲（Kibbutz集體農場），即「德加尼亞」（Degania），和基布茲運動的前身「公共定居點」（kvutza）的建立。這些集體農場成為猶太人定居點的標誌，也象徵著錫安主義者們渴望建立一個基於平等原則的新社會的願望。

「第二次回歸」的精神不僅限於農業創新。它也遍及到勞動力市場，促成1920年「以色列勞工總會」（希伯來語Histadrut）的成立，該組織對屯墾區的經濟以及後來的以色列國發揮重要的功能。1901年成立的「猶太國家基金會」（JNF）在此期間也勢不可擋，該基金會著重於購買土地，以用於猶太人定居點和植樹造林。

在政治上，這次「回歸」對於錫安工黨（Poale Zion）的成立具有重要意義，該黨主張錫安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相結合。這段時期的意識形態辯論和政治活動深刻影響未來以色列國家政治格局的塑造。

在文化方面，「第二次回歸」加強了希伯來語的復興，促進了文學和知識上的蓬勃發展。正是在這一時期，希伯來作家和詩人，如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力克（Chaim Nachman Bialik）和薩烏爾．切爾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chovsky）等人嶄露頭角，豐富了希伯來文學，並加強了猶太社群的語言和文化認同。

「第二次回歸」對國防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因著猶太人自我意識的提高和保護日益增多的定居點的需要，促使猶太防衛組織「青年衛士」（Hashomer）的成立。這標誌著以色列從依賴外部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轉向更加自力防護的方式，也為以色列未來的國防結構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回歸」的另一個特點是與阿拉伯人的緊張關係加劇，因為猶太移民數量的增加以及猶太國家基金會（JNF）和其他猶太組織收購徵用土地，導致人們被迫遷離及產生經濟競爭，從而助長了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並在未來幾十年中不斷地加劇。

總結，「第二次回歸」是一個深刻轉化的時期，它塑造了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輪廓。這段時期出現的集體農場、勞工運動和政黨在以色列的復國過程中發揮奠基的作用。「第二次回歸」的理想和實踐所創造出的猶太遺產，至今仍影響著以色列社會和錫安主義。

第三次回歸（1919-1923）

擴張與整合

從1919年到1923年的「第三次回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簽署之後開始的，此宣言公開承諾英國將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這段時期湧入了約四萬名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受到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影響，為逃離隨後在俄羅斯爆發的內戰和大屠殺。

這波移民浪潮的特徵是他們強烈的理想主義意識，並致力於推進錫安主義。他們帶來的社會主義精神強化了「第二次回歸」所發起的公共定居點和集體社群的倡議。正是在「第三次回歸」期間，基布茲運動才真正開始蓬勃發展，這些集體社區成為屯墾區（Yishuv或譯依舒夫）社會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徵和以色列社會的標誌性要素。

在經濟方面，「第三次回歸」透過建立許多新的定居點和擴大農業組織，使猶太人更深扎根於巴勒斯坦地。他們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術，擴大現有的基礎設施並加強農業部門，使農業成為屯墾區經濟的基石。

新移民在巴勒斯坦的城市發展中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新移民的建設和商業活動的推動下，特拉維夫等城市在此期間開始迅速發展。 伴隨著城市擴張的是文化活動的增加，劇院、報紙和教育機構不斷湧現以服務不斷增長的猶太人口的需求。

這次的「回歸」標誌著猶太人自衛性的轉捩點。隨著哈加納（Haganah）這個更有組織、範圍更廣的防禦組織的成立，猶太社群在確保自身安全方面邁出了重大一步。這反映出人們日漸意識到，猶太人需要做好自我防衛的準備，既要抵禦零星暴力，也要抵禦來自阿拉伯社區組織性的抵擋。

「第三次回歸」也促進了屯墾區內部的政治多元化。在此期間出現了新的政黨和青年運動，其中許多具有社會主義和錫安主義的傾向。它們在猶太社區的政治組織和闡明未來猶太國家的願景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第三次回歸」的期間並非毫無困境。這些移民面臨與阿拉伯居民的衝突、英國當局的反對以及屯墾區內部分歧等挑戰。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的經濟困難也影響了定居點的永續性。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第三次回歸」對於鞏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的地位和推進錫安主義計畫方面發揮極大作用。這段時期建立的農業、防禦和政治基礎設施，為屯墾區的後續發展和以色列國的最終復國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三次回歸」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至今仍顯而易見，特別是在以色列文化和政治中繼續推崇的「集體」和「合作」價值觀。

第四次回歸（1924-1928）

「第四次回歸」發生在1924年至1928年間，其特徵是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了變化。這段時期，約有六萬七千名猶太人來到巴勒斯坦，其中許多人來自波蘭，其原因是東歐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和經濟困境，以及美國對移民配額的限制。

與前幾波主要以農業定居為主的年輕理想主義先驅者不同的是，「第四次回歸」的浪潮主要是由擁有投資資本的中產階級家庭所組成。這些移民大多數以城市為導向，因而促進了特拉維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的快速發展。他們的資金帶動了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住宅的建設和企業的建立，這對屯墾區的經濟格局產生顯著的影響。

然而，「第四次回歸」也恰逢經濟困難時期。大量資本投入和城市快速擴張導致了投機性的土地購買和隨之而來的房地產泡沫。經濟泡沫過後，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經濟也陷入衰退。在「第四次回歸」的末期，「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全球影響更是加重了他們的經濟危機。

「第四次回歸」也對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猶太人移民和大量的土地購買加劇了與阿拉伯人的緊張關係，導致許多土地糾紛和就業機會的擔憂。這段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再加上猶太民族運動的不斷發展，構成了衝突加劇的因素，其中包括1929年的暴動。

在文化方面，「第四次回歸」帶來屯墾區社會結構的多樣化。城市的發展促進了新文化機構的出現，包括報紙、劇院和音樂展演場所，它們在猶太社區的文化生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與以往的「回歸」相比，這波移民潮中的回歸者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因此猶太傳統和習俗也更加地多樣化。

在政治方面，「第四次回歸」促成1929年的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的建立，這也是為屯墾區建立統一領導層的重要一步。猶太人事務局後來在促成以色列復國的外交努力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註：猶太人事務局為代表猶太教的國際錫安主義組織，由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創立）

總結，「第四次回歸」標誌著巴勒斯坦猶太社區的城市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它改變了屯墾區的經濟策略，從以農業為主的定居點轉向城市的創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這次「回歸」不僅為猶太社區的社會經濟實力做出貢獻，也為未來的衝突與經濟挑戰鋪設一條出路，以利在建立猶太家園的過程中應對挑戰。

大屠殺後的回歸

以色列復國後的回歸（1948年至1957年）

1948年，以色列宣佈復國。（照片來源：Wikipedia）

建設新國家

1948年至1952年以色列復國後的「回歸」是一個變革時期，重大地改變了這個新生國家的人口結構、社會和政治面貌。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獨立後，緊接著爆發了以阿戰爭，這個年輕的國家向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難民和移民敞開了大門。這段時期，約有七十萬名猶太人來到以色列，使以色列的猶太人口確實地增加了一倍。

這種大規模移民的原因是來自於對錫安主義的冀望，並對大屠殺之後的歐洲和充滿敵意環境的中東及北非國家的絕望，因而急切需要一個避難庇護之地。這些移民來自50多個國家，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歷。這種多樣性對於這個新生國家來說，既是一種優勢，也是一種挑戰，因為它需要將多種傳統、語言和習俗融合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身分認同的國家。

新移民抵達以色列後面臨著諸多挑戰。許多人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的經歷在個人身上和情感上都留下了傷痕。還有一些人是為了躲避在他們本國的反猶主義的迫害。以色列國的資源和基礎設施有限，難以容納突然湧入的人群。住宅短缺促而建立起一些「臨時營地」（ma’abarot），這些營地往往人滿為患，匱乏基本的生活設施。儘管如此困難重重，但他們的開拓先鋒和復國精神依然盛行，這些移民者為農業、工業和軍事的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

在經濟方面，這次「回歸」對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移民在修建道路、擴大農業定居點和建立新產業方面發揮至關影響。他們的勞動力是將以色列從一個拓荒定居點的土地轉變為一個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方面，這段時期的大規模「回歸」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鞏固了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人口結構基礎，並影響了其社會政策，包括與語言、教育和文化融合相關的政策。1950年頒佈的《回歸法》強調以色列致力成為全世界猶太人的避難所，賦予每個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並獲得公民身份的權利。

在文化方面，如此多樣化的猶太傳統和習俗的融合豐富了以色列社會。 在這段時期，各種文化相互影響融合，在以色列的美食、音樂、舞蹈和藝術中都體現了這一點。此時，希伯來語成為統一的媒介，彌合了移民者多種語言之間的鴻溝。

這段時期的挑戰，都是因著開拓先鋒精神和集體復國的委身承諾來克服的，包括社會融合、經濟發展和建立民族身分的認同感等。這個時代是奠定現代以色列國的基石，反映出錫安主義夢想的實現，體現猶太人民在祖先的土地上重建家園的韌性和決心。

1948年至1952年的「回歸」象徵著以色列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標誌著以色列從一個被圍困的社區轉變為一個致力使猶太人民聚居的主權國家，它所傳承下來的是當今以色列多樣化、充滿活力和有韌性的社會。

文章來源：ICEJ阿利亞事工部主任 霍華德．弗洛爾（Howard Flower）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

以西結書37:21b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

以賽亞書49: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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